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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非理性维权案为何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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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者非理性维权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记者近日从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获悉，近一年来，该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上升了约43%，因劳动者非理性维权而依法驳回其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的比例，超过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50%.
非理性维权思维一
“企业存亡与我何干”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劳动者非理性维权的一个典型思维就是：“企业存亡与我何干！”
2008年，江苏省无锡市众多企业已经深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张某所在的公司也已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张某与其他几名同事多次催促公司支付劳动报酬，但由于陷入经营困境，公司也十分无奈，希望他们再耐心等一等，并表示公司一定会如数支付。
2008年年底，张某和其他6名同事走进法院，向公司追索总额达30余万元的劳动报酬。诉讼期间，公司表示：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无力支付全部劳动报酬，希望张某等体谅公司的难处，共渡难关。但张某等人始终态度坚决，并称：“讨要工资是我们的正当权利，公司倒不倒跟我们没关系！”最终，法院的调解未能成功，而由于内外的双重压力，该公司已经不堪重负，名存实亡。
非理性维权思维二
“赔我50万精神损失费”
“我要求被告赔我50万元精神损失费。”在一起劳动争议纠纷中，原告黄强开出了这样的“天价”。
黄强原本是无锡市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因为在收到客户钱款后未将70000余元归还公司，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当时，公司还向他送达了《无锡市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单》。
3个月后，黄强申请劳动仲裁，因超过申诉时效，仲裁部门不予受理。于是他又诉至法院，要求“补付工资、支付加班费、社会保险费等共计11000余元，另外，再支付精神损失费50万元”。当法官庭后与其交流时，他表示：“这么大的企业，50万元算什么，劳动合同法不是保护我们劳动者的利益吗？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
最终，由于黄强的仲裁申请超过时效期限，法院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非理性维权思维三
无故不上班却要带薪休假费
在激增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一些劳动者索要各种报酬的理由并不符合情理。办案法官对记者说。
李菲是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职工。从去年4月起，她因公司工作强度大、制度相对严格，未去公司上班。公司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向李菲送达了退工通知书，同时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并支付给她。
李菲虽然拿到了补偿款，但觉得对她的补偿太少，于是以“带薪休假应支付工资报酬”为由，认为公司还应支付她80天的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将公司告上法庭。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根据法律规定，《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是在2008年9月公布实施的，而李菲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在2008年5月，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李菲无权享受这笔特殊报酬。
非理性维权思维四
风险代理拒绝一切调解
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一些律师所谓的“风险代理”也助长了劳动者非理性维权的风气。
最近，王华为了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律师签了一份风险代理合同。律师一再承诺，只要王华起诉，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操办，如果胜诉则按20%的比例收取代理费。王华虽然觉得代理费有些高，但看过律师代写的诉状后便心安了———因为诉讼请求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共计20000余元，如果胜诉，自己所得也有16000元左右，于是他便欣然接受了。
开庭前，律师提出不需要王华出庭，对于庭审中的多个调解方案，也一概予以拒绝。法官多次提出与原告本人进行沟通的想法，都没有结果。法院经过审查发现，多项加班费用公司早已按约支付，于是判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但对于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仅支持了2000多元，除去代理费后，所得远低于王华的想象。
法官剖析原因
一些人对劳动法理解有偏差
在认真梳理审判实践中的各种情形后，无锡市南长区法院法官钱荣根将非理性维权现象增多的原因归结为4个：劳动者缺乏与企业共渡难关的意识；部分劳动者对劳动法的理解有偏差；企业存在一定的管理疏漏；律师风险代理不利于纠纷解决。
如何才能减少非理性维权？钱荣根给出了几个建议：首先，企业和劳动者都需要学法、懂法、合理用法。企业要依法管理，杜绝钻法律漏洞、侵犯劳动者权益等违法现象；劳动者也需要对诉讼风险、加班加点时间计算、能否适用经济补偿等概念形成正确的认识，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其次，法院可以对企业恶意欠薪与经营困难导致欠薪的情况区别对待。如果企业确实因目前经济形势无法按时发放劳动者工资，法院应当起好桥梁作用，帮助企业稳定劳动者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许企业对欠款分期支付，以缓解经济压力。
钱荣根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企业受到了冲击，而众多职工因顾及自身利益群起进行非理性维权，更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现在也是弱者，也需要保护，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企业得以正常经营，职工的权益才能真正得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