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工资低工伤加班多

 -------来源于相关媒体网络

        他们想要的生活什么样？ 

　　更加丰富多彩，不做赚钱机器 

　　在广东省广州市夏茅工业区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李梓瑶是个典型的“90后”，1991年出生的她几个月前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来到了广州。 

　　“我的想法其实好简单，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但工厂的活儿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稍稍赶不上，物料就堆积在面前，不要说拉长严厉的眼神瞪着你，自己也不安生。”由于操作不熟练，李梓瑶没少被主管批评。心情郁闷的她曾经坐在宿舍楼栏杆上发呆。试用期的收入也不高，只有1000元左右。 

　　让李梓瑶不适应的还有单调而紧张的日程。“在工厂里，有规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听候厂方的铃声指示。起床、上班、睡觉，都有一个编排好的时间表。” 

　　这几天，李梓瑶的工友——四川女孩彭娜正和父母怄气。原因是上个月彭娜手机费、上网费用了200多元，父母说她乱花钱。彭娜却不以为然：“你们这样省还不是在打工，手机都舍不得用，我才不会学你们。”彭娜是熟练工，每月工资有一千三四百元。 

　　李梓瑶每个月最大的花销也是手机费和上网费。工作之余，她开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这样回去。“我还年轻，想长点见识。”她喜欢上网，在手机上看小说，或者和朋友在网上聊天。但常常是因为订单多加班多，每天几乎只剩下几小时睡觉时间。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站着时候，你已成为它(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打工妹郑小琼的诗作。十几年前，东莞一家小五金厂的245号工卡就是郑小琼的身份，她的诗就是打工生活的写照。如今，来自四川南充的郑小琼已经成长为一名诗人，前年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但依然租住在工业区，和工友、老乡比邻而居，关心和关注着打工生活。 

　　在郑小琼的眼里，“90后”是个先进的字眼。他们更为崇尚平等尊严的工作，宁愿在外面漂着也不愿回到乡村；他们会把周围是否热闹作为就业的一个选择；他们更为珍惜自己的休息时间，会用一个月工资去买一个山寨版苹果机……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 

　　遇到问题该找谁？ 

　　工会应该成为打工者真正的娘家 

　　广东东莞，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闭的工厂，共同构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场景。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对于打工者普遍反映的累，郑小琼认为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累，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现实与理想落差过大而造成的心灵上的累。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郑小琼曾经以“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访问很多打工者，绝大部分选择放弃，大多数人觉得，“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农民工，根本说不清楚，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表现出无知和茫然；明确表示会去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的人一个都没有。 

　　李梓瑶和彭娜显然对工会毫无概念。基本上遇到经济问题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至于情感与生活问题的沟通，更多还是老乡与同学，或者几个要好的朋友，但通常是不知道找谁，更多的是憋在心里面。彭娜告诉记者，大部分工友与家庭的分离，加上打工的圈子流动性相当大，很难有亲密的朋友，孤独、劳累，这种生活状态很容易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目前来说，组建工会，让工会发挥作用是最好的方式。”曾经当过搬运工、流水线工人，现为深圳龙岗社区专职工会干部的杨诗勇说。“工会要成立真正的职工之家。多深入职工，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困惑。同时，应该促进企业人性化管理，帮助企业制定规范的制度，建立人文关怀体系，让职工知道有困难有问题该找谁，让员工感受温暖和关爱。” 

　　为了帮助企业成立工会，杨诗勇每天步行着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不管风吹日晒，有时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他相信打工者需要工会。今年初一家企业单给主管加工资，员工情绪激愤。杨诗勇找到企业主做沟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最后企业给全体员工加薪，平息了这场群体事件。利用工会这个平台，杨诗勇也多次组织员工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培训。 

　　杨诗勇依然每天走进一家又一家企业，锲而不舍地为组建工会而努力，“离乡背井的打工者需要引导和关心，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需要工会。” 

　　在北京当保安的李创关注一切挣钱的门路和信息—— 

　　最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25岁的李创从河南老家舞阳来京打工已经快5年了，现在海淀区的一家酒店做保安。初中毕业后，李创先在家乡附近的城市打工。“第一次挣了工资，我记得是198元，特别激动”，孝顺的李创给家里寄了150元，剩下的48元一个月都没花完。 

　　不久后，李创动了去大城市见见世面的念头。他的第一站是广州，这一待就是5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广州几乎所有的厂家他都干过，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只有三天。频繁换工作的原因很多，比如工作时间太长、老板态度太恶劣、自己不感兴趣等等。 

　　2005年，在同乡的介绍下，李创来到北京的一家酒店工作。第一次来北京，李创特别激动，“这是首都呀，有天安门，有故宫，还有长城。”可不到一个月，李创就没了当初的兴奋。“工作太忙、太累，工资太低，根本不可能出去玩。”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李创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城市的距离仿佛是一出生就已经存在的一道鸿沟。 

　　李创说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重复。早上7时开始工作，晚上7时结束；或者晚上7时开始工作，到第二天早上7时结束。4年过去了，他的职位没有多少变化，工资倒是提高了，但是很少，仍然只有1000多元。 

　　尽管如此，李创有着自己的打算。每当休息时，李创就会到附近的商店、街市转着看着。他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挣钱的，也关注一切挣钱的门路和信息。酒店附近有一片新开的饭店、理发店、服装店，“我很羡慕这些开店的人，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有勇气，有眼光，也有资本。”慢慢地，李创和这些小老板成为朋友，他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定：“再干几年，多挣些钱，也出来做点生意，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哪怕再困难，也得从头做起！” 

　　初中毕业的天宇常因文化不高而自卑，但仍不放弃梦想—— 

　　“我想做个服装设计师” 

　　天宇来自江西农村，1988年出生的她，身着T恤、牛仔裤，染着头发，乍看之下，她与城市的年轻人并无区别，但从天宇的神情中仍然能感受到乡土的气息。 

　　天宇2003年初中毕业就跟着表哥到宁波、上海、温州打工，销售、裁缝、制鞋等都做过，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服装行业。“那时往往没到月底工资就已经花完了，从来没考虑过积蓄的事。”天宇腼腆地说。 

　　今年年初，因为工厂搬迁至东莞，天宇也随厂来到了东莞市虎门镇的赤岗村。工厂离镇子有30分钟的车程，离市区就更远。来了快半年了，天宇只到过镇上一次，还没去过市区。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天宇常常刚和几个人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尽管在外打拼了几年，天宇却没什么知心朋友。 

　　在工厂，天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天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提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心里想法的变化时，天宇说自己是“由开心到死心”。工厂的工作压力很大，天宇干的活又是整个流程的第一个部门。“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好布料剪报废了，赔都赔不起。”死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天宇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产生的自卑感。天宇说，自己和以前的同学都玩不上了，“他们说的话都文绉绉的”。采访中，天宇好几次提到自己没文化，做什么事都抬不起头。 

　　尽管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天宇仍然有着自己的梦想，“等我攒够了钱，想去服装培训学校学习服装设计。”只有这时，天宇的眼睛中才闪耀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