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收入分配的关键：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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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仅带来了7-8%的居民收入增长。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企业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较小，居民的收入就很难实现大幅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未来五年GDP可能要降到8-9%，而居民收入五年倍增意味着居民收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4%以上，在现有的模式下这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严重的超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在哪

　　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利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比较高的政府税收来支撑;而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了高利润。这样，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在初次分配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这必然就挤占了劳动收入占比，并使得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不足。

　　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以下。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企业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
　　初次分配的格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在增长模式短期内不可能调整的时候，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就很难提高，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很难改变。

　　二次分配中税制的不完善，也使得居民收入难以调整。一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完善。现在国内关于个税的起征点，讨论非常多。起征点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太重要。我认为，税率过高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国现行个税税率累积最高达到40%，这就意味着需要交纳累积税率的富人们挣100块钱要交40块钱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们肯定会想尽办法逃税。在现有不完善的征税体制之下，税率越高，逃税的人就会越多。这就使得我国当前越是富人越不交税，越是工薪阶层却月月交税。因此，我认为应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税率以不超过10%为宜。普通老百姓交3%，稍微富裕一点得交5%，富人交10%的征税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总税收反而增加，因为负担并不太重，富人愿意交税。

        居民收入增加的另一条途径 

　　日本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近，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果真如此吗?

　　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如果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广大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增加老百姓的工资，那情况可能会更糟。

　　虽然短期内居民的收入总量很难有明显地增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负”的方式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减少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了老百姓的支出，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其收入。目前，全社会对教育的总支出，家庭占50%多一点，政府还不到一半。政府应该多负担一些，让老百姓少负担一些。我认为政府的支出比例应该再增加20%，达到70%。就医疗而言，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现在老百姓大约负担了60%的医疗支出，而政府的支出不到40%。我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也应该增加到70%。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轻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从而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现有情况来看，增加政府对医疗、教育的支出还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最佳途径仍然是要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实现稳定的收入增长。此外，就是要优化老百姓的就业结构，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就业档次上来。如果更多人能够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那么收入自然就会提高了。工作级别高，收入就高。比如，如果蓝领比例能够下降，白领比例能够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了。但是，这就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需要我们做长远打算。

        增加收入，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差距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有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过度依赖”上。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便意味着对当期其他消费品消费的抑制，最近几年经济高增长而CPI明显偏低就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不仅如此，居民过度的房地产支出将会对消费增长产生中长期的挤出效应，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后几年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消费增长不足问题。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对外资的过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 。

　　未来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尽快摆脱 “两个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转向“两个依靠”，即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高。但是，这两个转向，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做个循序渐进的计划。过去10%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7-8%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未来，可以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逐步地调整。比如，一开始要力求同样的10%的经济增长水平能带来9%的居民收入，再逐步提高到10-11%。如此一步一步地推进，可能更具现实操作性。